把明星的“后台”搬到“前台”
新模式是如何诞生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认为，独居综艺的出现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独居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且摆脱了曾经的“污名化”；二是把明星的“后台”搬到“前台”，镜头推到卧室，彻底打破了公共和私人的界限，更能满足观众的窥视欲。
脉脉在2018年发布过一个《孤独经济白皮书》，受访者中超七成在外地生活，在家乡的不足两成，另有近一成经常出差。这些“孤独人群”还意外捧红了很多行业和领域，比如，手游、外卖、直播、迷你KTV、智能音箱等对单一个体消费有极大便利的行业。
董晨宇强调，独居并不等于孤独。在社会学著作《单身社会》（going solo）中，作者克里南伯格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独自生活所带来的喜悦，比如，独自生活的人更容易拜访朋友或加入社会团体，他们更容易聚集或创建有生气的充满活力的城市。
《看我的生活》总制片人程阳坦言，每个人在一生中总有那么一段真空时间是独处的，不是独居的人群变多了，而是在当下，大家更多关照到自己的内心。在节目中，独居涉及很多社会话题，比如大龄单身、冻卵、焦虑症……你会发现这些敏感话题不仅发生在明星身上，也映照在屏幕那头的你。
在程阳看来，嘉宾既是被观察者，也是观察者——观察自己的生活习惯、社交习惯、思维方式等。“这是一档无剧本的真人秀，没有设定框架或者人设，就按照嘉宾喜欢的方式来，就像节目slogan说的，‘喜欢就好’。”
董晨宇表示，过去人们喜欢一个明星，可能是因为他戏演得好、歌唱得好，是他在“前台”表现出来的才艺；到了互联网时代，明星获得喜爱不再仅仅因为他有什么特长，还包括“be real”——比如，在综艺上展现自己的“后台”生活。
“尽管这个‘后台’也未必真实，是一种‘人设’，但满足了受众对真实的渴望。如果把这种表演出来的真实推向极端，就是把最私人的东西展示到公共平台，比如一个人在家的状态。”董晨宇说。
家是一个可以完成所有事情的“超级场所”
据民政部统计，2018年中国有超过两亿单身成年人，其中包括超过7700万独居成年人；另有数据显示，20岁到39岁的独居年轻人数量接近2000万。三档独居综艺从今年5月陆续开播，大部分观众已经度过了数月的居家生活，其中不乏大量独居的年轻人。
董晨宇说，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表现是地点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和独特，在家睡觉、在公司工作、在咖啡厅见朋友，不同地点承载不同的社会功能。但其中，家是一个特例，是一个“超级场所”（super local），比如疫情期间，你可以在家完成几乎所有事情，具有极大的丰富性，这也让独居综艺成为可能。
“疫情期间，甚至疫情过后，由于长时间待在家中，我们的情感可能会变得更加细腻。我们更多关注家人、身边人的感受，对生活的感受会大于对工作事业的感受。”程阳说，这可能是独居综艺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
在过去的观念中，独居会和“过得惨”画上等号，如今，独居已然不是一件具有耻感的事情。而且凭借外卖等硬件和心态等软件，这一届年轻人更擅长独居。
90后小龙，单身，北漂。疫情期间，他一周只需去一次公司，中午盒马鲜生、晚上美团外卖，偶尔还学习自己做饭。小龙与人合租一套三室一厅，但和室友的关系只限于认识，并无太多交流，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
“在北京出门，路上就要几个小时，除了同事，其他各种朋友都算上，线下见面一年也就四五次。现在见不了面，和朋友在线上聊得挺多的，还有了更多时间看看书。家里待了几个月，看了20多本书。”小龙总结，很适应独居。
看了几集独居综艺后，小龙更觉得大家都一样，自己的日子挺不错，“如果做饭时，厨房里没那么挤就更好了”。
在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汪冰看来，独居综艺作为视频节目，在摄像机前不可能做到完全真实，但能让观众感受到一点——原来明星也和我一样，“对同样独居的观众来说，知道别人也是这样生活的，其实增加了对自己的接纳”。
黄明昊跑去找中介租房，然而照片与实景跟“网恋奔现”一样不符，还遭遇看上的房子被抢、中途被加中介费等烦心事儿；费启鸣早上睡到自然醒，第一件事就是刷手机，被子是不可能叠的，简单洗漱后就穿着睡衣下楼遛狗；早上8点，穿着拖鞋的周笔畅开始准备早餐，熟练地打蛋，切开法棍，把面包浸在蛋液里，在平底锅里煎，把蜂蜜淋在煎好的面包上……
明星的日子也是如此烟火，你的心里是不是踏实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