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正是以贾湘农为代表的共产党员，帮助农民从阶级压迫下觉悟过来，从自发斗争一步步走向自觉斗争，带动农民的进步和成长，从而掀起波澜壮阔的革命风暴。我们把《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这三部曲贯通起来看，其所反映的历史脉络就更清晰了。随着北方建立革命根据地，《红旗谱》中点起的星星之火终成人民翻身解放的燎原之势。这三部曲对中国革命进程作出了宏阔概括，让读者深切领略到那种沉重而又鲜活的历史纵深感。
梁斌是冀中平原人，小说中写的反“割头税”和保定“二师学潮”，都是他的亲身见闻。我的老家在河北邯郸，离他描写的冀中地区还有一段距离。说来巧得很，我在家乡直南地区党委的史料里看到过贾湘农的名字，家乡附近也有一个锁井镇。不知道梁斌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到访过直南一带。这样的巧合，让我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感到非常亲切。《红旗谱》中那些从农民成长为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常常让我想到从小就有耳闻的家乡传奇人物和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中国农民对革命事业的重大贡献注定载入史册，《红旗谱》反映的是觉醒与斗争的开端，延续下来便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以至解放战争期间，整个解放区的青年人都被动员起来，一批一批奔向前线，最终迎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
梁斌这一辈作家大都有过长期革命战争的经历，很自然地，从一开始就确立了文学艺术为人民大众的坚定信念，以及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1935年，梁斌写出短篇小说《夜之交流》，作品反映的“二师学潮”后来成为《红旗谱》的重要内容。1941年，他创作出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里面出现了朱老忠这一艺术形象的最初原型。两年后，他将这一短篇扩充为中篇《父亲》，朱老忠的形象有了很大变化。1956年，梁斌完成长篇小说《红旗谱》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萧也牧、张羽给他提了一些建议，他拿回去又继续修改。可以说，《红旗谱》的故事与人物在梁斌脑海里前前后后酝酿达20年之久，历经反复的书写打磨，既是厚积薄发，也是千锤百炼。
梁斌说，他写作过程中，感觉“写不上去”的时候，一定会停下来。他对小说的艺术把控非常严格，达不到一定的艺术水准，他决不会顺流而下地“写下去”。梁斌的书写完全遵从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自身规侓，对于强化作品的审美效应丝毫不含糊。在占有那么深厚的生活阅历基础上，还有这样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不能不让人钦佩。《红旗谱》有着鲜明的红色基因，又有文学经典的突出品质，无怪乎会被茅盾先生称作“新中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红旗谱》写得很有风骨，根底深厚，彰显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蕴，一句话，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气派。《红旗谱》既有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的风味，但又没有落入章回体小说的模式和窠臼。无论在表现社会内容还是语言形式上，都让人耳目一新。我记忆最深的一个细节是，运涛、江涛、大贵在地里劳动时逮到一只非常名贵的脯红鸟，他们希望以这只鸟换辆大车或者换头牛。地主冯老兰却一心想把鸟骗到手，中间波折频生，你来我往写得生动传神。一部书写革命斗争生活的小说，能同时浸透浓烈的泥土气息与民间风情，这种民族化、本土化的作品非常可贵。
